本讲义主要参考了以下三本关于增长的教科书:
Acemoglu, Daron (2008).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rro, Robert and Xavier Sala-i-Martin (2004). Economic Growth, 2nd edition. The MIT Press.
Aghion, Philippe and Peter Howitt (2008).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The MIT Press.
Barro & Sala-i-Martin (2004) 最适合新手; Acemoglu (2008) 内容最多也最全面 (这本书可以用作一般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
经济增长理论起源于 Ramsey (1928), Solow (1956) 和 Swan (1956).
相较于其所处的时代, Ramsey (1928) 过于超前了. 这篇文章提出了代表性家庭的跨期可分离效用函数, 以及用动态优化求解经济体均衡的思想. 直到20世纪60年代, 学界才开始接受并广泛使用Ramsey 的方法.
Solow–Swan 模型 (后文简称 Solow 模型) 的核心在于其生产函数的设定: 规模报酬不变、各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 并且生产要素间存在平滑的替代弹性. 一般称该生产函数为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 新古典生产函数加上恒定储蓄率, 便构成了一个完整且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
Solow 模型的两个主要预测如下, 它们都源自 “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这一关键假设.
条件收敛: 人均 GDP 的起始水平相对于稳态位置越低, 增长就越快. 条件收敛这一特性源于生产函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假设: 人均资本较少的经济体往往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和增长率. 之所以是条件收敛, 是因为在 Solow 模型中, 人均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取决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水平, 而这些特征可能因经济体而异.
条件收敛是 Solow 模型中研究最为广泛的理论预测, 它对跨国经济增长差异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不过, 关于跨国收入差异的经验研究表明, 除了 Solow 模型强调的三个变量外, 还应该考虑政府政策和人力资本初始存量这两个关键变量.
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 在没有持续技术进步的情况下, 人均增长最终必然停止. 单靠资本积累无法维持长期增长.
Cass (1965) 和 Koopmans (1965) 完善了 Ramsey (1928) 的工作. 相比于 Solow 模型, Ramsey–Cass–Koopmans 模型 (后文简称 Ramsey 模型) 最大的区别在于储蓄率是内生的, 均衡中的储蓄率需要通过求解家庭的跨期效用最大化问题得到.
Cass 和 Koopmans 的工作完成了基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此后, 增长理论变得过度技术化, 并逐渐与应用脱节. 与此同时, 需要为不发达国家提供 “发展建议” 的发展经济学保持了应用视角, 倾向于使用技术上不复杂、但经验上有用的模型. 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领域逐渐分离, 变成了两个几乎独立的领域.
增长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初 (理性预期革命和石油危机前期) 变得无人问津. 此后的 15 年里, 宏观经济研究聚焦于短期波动, 主要内容包括将理性预期纳入经济周期模型、改进政策评估方法, 以及将一般均衡方法应用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经济增长理论再次焕发生机, 其契机始于 Romer (1986) 和 Lucas (1988) 的研究. 增长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于突破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局限性. 在新古典模型中, 长期增长率完全由外生给定的技术进步率决定. 为了在模型内部解释持续增长, 后续研究将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内生化, 从而形成了内生增长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的早期主要工作包括 Romer (1986), Lucas (1988) 和 Rebelo (1991). 不过, 这一时期的模型并未真正内生化经济体的技术选择 (或技术进步). 在这些模型中, 增长之所以能够长期持续, 是因为对广义资本品 (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不必递减. 同时, 模型中还会考虑知识 (或人力资本) 的正外部性以及其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
将研发活动 (R&D) 与垄断竞争引入增长框架的工作始于 Romer (1987, 1990), 随后由 Aghion 和 Howitt (1992) 进一步发展. 在这些模型中, 技术进步来源于有目的的研发投资, 研究者通过创新带来的垄断权力获得回报. 如果经济体能够不断产生 “新思想”, 增长率就可以长期保持为正. 同时, 创新活动会伴随市场扭曲, 导致均衡中的增长率和创新投入偏离帕累托最优. 在此类经济体中, 长期增长率取决于政府行为, 如税收制度、法治、基础设施供给、知识产权保护, 以及对国际贸易、金融市场的监管等.
内生经济增长这一分析框架的其它研究主题:
增长的规模效应, 即经济体的规模 (可以用总人口或总产出衡量) 对其长期技术进步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Jones,1999);
分析技术进步是劳动增强型的还是资本增强型的 (Acemoglu,2002);
分析竞争在创新与增长中的作用 (Aghion, Harris, Howitt and Vickers, 2001);
技术扩散, 内生化人口增长率, 长期经济增长的其它决定因素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 等等……
我们介绍最简单的一类内生增长模型: 模型.
这里的 AK 不是人名缩写, 而是模型的生产函数形式: .
首先分析由一个社会计划者来决定消费和储蓄的计划经济模型, 随后再转向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去中心化模型.
假设经济体的总产出由一个简单的线性生产函数决定: 其中, 是一个代表技术水平 (或生产率) 的外生参数. 并且, 经济体的生产要素不包括劳动.
等式两边同时除以人口 , 可得到人均形式的生产函数:
社会计划者的目标是在资源约束下最大化跨期总效用. 该最优化问题与 Ramsey 模型中的问题很类似, 唯一的区别在于生产函数是资本的线性函数:
该最优化问题的欧拉条件为:
这个条件表明, 最优消费路径要求当前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经过贴现和资本回报调整后的下一期消费的边际效用.
为得到显式解, 假设效用函数具有恒定跨期替代弹性 (CEIS) 的形式: 代入欧拉条件可得: 取对数后, 可以近似得到:
其中, 表示时间偏好率. 居民越有耐心, 越小.
上式的经济学含义: 消费的增长率 () 正比于资本的净回报率 () 和居民时间偏好率 () 的差额.
经济体的资源约束可以表示为:
由于经济的资源约束和居民的偏好都是线性和位似的, 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 最优的消费和投资决策也同样是关于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即存在恒定储蓄率 ): 其中 是一个待定常数, 它必须满足 .
从上述关系中, 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特征: 这意味着在最优路径上, 消费、资本和产出都以一个相同的恒定速率增长, 即经济体处于一条平衡增长路径 (Balanced Growth Path, BGP) 上.
联立消费增长率公式和线性决策法则, 我们可以解出最优储蓄率 : 令 表示资本的净回报率. 上式说明: 储蓄率 对资本净回报率 的反应, 取决于跨期替代弹性 的大小.
若 (高弹性), 则替代效应占优, 上升使得储蓄更具吸引力, 随之增加;
若 (低弹性), 则收入效应占优, 上升会导致 随之减少;
当 时 (对数效用函数), 两种效应恰好抵消. BGP 上储蓄率 , 和 无关.
最后, 为了确保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且储蓄率 , 我们需要以下两个条件:
增长条件: , 确保投资的净回报足够高以支撑持续增长;
储蓄率有界条件: , 确保 BGP 上的储蓄率小于 1.
接下来考虑去中心化的经济体: 资源配置由家庭和企业最优化问题的解同时决定. 假设每个企业都使用相同的生产技术: .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 要素价格由其边际产出决定. 因此, 资本的租金率 和工资率 分别为:
由于资本是唯一的生产要素, 所有产出都归资本所有. 资本的净回报率为: .
代表性家庭跨期决策的欧拉方程和社会计划者完全相同:
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在简单的 经济体中, 竞争性市场均衡所达成的资源配置与社会计划者所选择的帕累托最优配置是完全一致的. 即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成立.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成立的原因在于, 该模型中资本的私人回报等于其社会回报, 不存在外部性.
命题 (AK 经济体的平衡增长路径). 考虑一个具有恒定跨期替代弹性 (CEIS) 偏好的 经济体: 并假设参数 满足 . 那么, 该经济体的竞争性均衡是帕累托有效的, 并且经济会呈现出一条平衡增长路径. 在该路径上, 资本、产出和消费都以一个恒定的速率增长, 该增长率由下式给出: 储蓄率为:
注: AK 模型中的长期增长率取决于技术水平 , 跨期替代弹性 和居民的耐心程度 . 因此, 不同于 Solow 模型和 Ramsey 模型, 技术和偏好的差异不仅可以解释不同经济体在产出水平和储蓄率上的差异, 还可以解释不同经济体在长期增长率上的差异.
拓展: 引入人力资本
上述基础模型中, 经济体只有一种资本 (物质资本) 和一个生产部门.
接下来, 我们引入一种新的资本类型——人力资本.
引入人力资本后, 增长率将取决于经济体如何在不同资本类型之间配置资源.
假设生产函数的投入包括物质资本 和人力资本 .
生产函数 满足规模报酬不变.
令 表示平均人力资本. 生产函数的人均形式为:
产出可用于消费, 也可以用于投资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 两种资本的积累方程分别为:
其中, 和 分别代表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 这里的上角标 (k 和 h) 是为了区分不同类型的资本, 不是幂运算.
人力资本模型与 AK 模型的联系:
由于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我们可以将人均产出表示为:
令 表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比率. 人均产出可进一步表示为:
其中, 衡量了资本的投资回报率, 注意回报率的高低取决于资本比率 .
表示总资本存量
经过上述转换后, 生产函数被改写为 模型的形式.
社会计划者选择消费和两种投资的路径, 以最大化总效用. 由于存在两种资本, 我们会得到两个欧拉方程:
关于物质资本的欧拉方程:
关于人力资本的欧拉方程:
结合上述两个欧拉方程, 可以推出:
上式可以解读为 “无套利条件”: 在均衡路径上, 两种资本的净边际回报率必须相等.
由于 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边际产出 和 都是资本比率 的函数.
由于 是关于 的减函数且 是关于 的增函数, 无套利条件决定了唯一的资本比率 :
注意到 是时不变的. 也就是说, 经济体从 时刻就会立即调整资本比率 (即物质人力资本比) 至 ,并在此后持续保持该比例.
给定资本比率恒定为 , 生产函数就可以视作 AK 形式:
也就是说, 该人力资本模型的 BGP 和此前 AK 模型 BGP 的性质完全相同.
命题 (简单人力资本模型的平衡增长路径). 在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经济体中, 若经济体参数满足持续增长条件和储蓄率有界条件, 则经济体存在一条平衡增长路径. 在该路径上,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产出和消费均以相同的恒定速率增长. 资本的最优比率 由两类资本的无套利条件决定.
例: 如果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且折旧率相同 , 那么 , 由此可得最优比率为 .
接下来讨论去中心化经济体的一般均衡.
家庭可以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债券之间自由配置资产. 家庭的预算约束可以写为:
其中, 是物质资本的租赁价格, 是人力资本的租赁价格 (即工资率), 是债券利率.
家庭最优化问题的内点解中, 不同资产的回报率必须相等. 欧拉条件给出了如下无套利条件:
另一方面, 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必须等于其边际产出:
其中 . 代入家庭的无套利条件可得:
上式与社会计划者问题中决定最优资本比率的条件完全相同.
因此, 去中心化的市场均衡同样会实现资本的最优配置, 并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增长路径. 这验证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市场机制在没有外部性时是有效率的.
下一讲讨论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 此时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不是帕累托有效的.
人力资本 (或知识) 的外溢性是宏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中的核心议题之一. 例如, 当工程师张三从一个平均人力资本较低的环境转到一个平均人力资本更高的环境中工作时, 张三的产出一般也会上升. 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 技术与人力资本普遍存在这种正外部性, 这种现象通常也被称为溢出效应或外溢效应 (spillover effect).
本讲将介绍两个包含外溢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 它们的生产函数仍然是 AK 形式. 第一个是 “干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模型, 它涉及企业的生产技术 (或知识) 的外溢效应; 第二个是 Lucas 人力资本模型, 它强调教育培训对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 (即 learning by education), 并且模型中包含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
考虑一个离散时间、仅包含家庭和企业两个部门的去中心化经济体.
企业部门是充分竞争的, 并且每个企业的生产函数均相同: 上式的关键变量是 , 它表示 时刻整个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 (或平均知识) 水平.
“干中学” 假设: 随着产出或资本存量的上升, 企业会积累更多的经验, 平均知识水平 也会上升.
不过, 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看, 知识水平 是外生的, 无法由个体决策所影响.
考虑对称均衡, 即均衡中所有企业的行为都可以表示为某个代表性企业最优化问题的解.
代表性企业的利润为:
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给出了要素价格:
每个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都等于社会总体的比率: . 因此, 均衡中资本和劳动的市场价格可以表示为:
其中, 是人均形式的生产函数, 且 表示资本知识比率.
代表性家庭的预算约束:
家庭的欧拉条件:
我们已经分别描述了企业和家庭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 为了求解均衡, 我们还需要明确人均知识水平 是如何决定的.
知识的积累是生产过程中 “干中学” (learning-by-doing) 的副产品.
为简化分析, 假设平均知识水平与物质资本的存量成正比:
其中, 是一个外生参数. 它衡量了随着生产活动的进行, 新知识的积累速率.
在上述设定下, 资本知识比率 是时不变的:
资本的私人回报率 也是时不变的.
令 . 工资率可以表示为:
其中, .
资本的私人回报率 是时不变的, 而工资率 则随着资本存量 的增长而增长.
将 代入家庭的欧拉条件可得:
上式与简单 模型中的欧拉条件完全相同. 因此, 资本和产出将与消费以相同的速率增长.
命题 (存在知识外溢时市场经济下的 BGP). 令 且 . 若 成立, 经济体将存在一条平衡增长路径. 该路径上, 物质资本、知识、产出、工资和消费都以一个恒定的速率增长, 增长率由下式给出: 工资率为 , 储蓄率为 .
现在, 我们从社会计划者的角度来考虑帕累托最优配置. 不同于单个企业的决策, 社会计划者会 “内化” 干中学所带来的正外部性.
由于知识与物质资本是成正比的 (), 社会计划者眼中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 代表了资本的社会回报率.
社会计划者的欧拉条件为:
由于存在知识外溢 (), 资本的社会回报率高于其私人 (市场) 回报率:
和 的差为 . 在去中心化情形下, 这部分投资回报以劳动收入的形式被分配给了劳动, 未被进行投资决策的家庭所获得.
命题 (干中学模型的帕累托最优 BGP). 令 , 并假设 成立. 那么, 经济体的帕累托最优计划可以表示为一条平衡增长路径. 该路径上, 物质资本、知识、产出、工资和消费都以一个恒定的速率增长, 该增长率由下式给出:
注: 由于 , 市场自发实现的增长率要低于帕累托最优的增长率. 这种由于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 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于知识水平 正比于资本 , 政府可以通过对投资进行补贴来实现帕累托最优增长率:
政府对家庭的私人储蓄(或家庭投资的资本收益)进行补贴;
政府对企业的投资进行补贴.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ucas, 1988) 是经济增长领域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学中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之一.
据传, 当时《货币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Monotary Economics) 的编辑花了很大功夫才说服卢卡斯将这篇论文发表在该刊上. 事实证明, 这位编辑的决定极为明智: 截至 2025 年10月, 该文的 Google Scholar 引用约为 46900 次.
私以为, 这篇文章引用如此之高的原因, 很大程度要归功于 Lucas 的文笔. 我建议每个同学都应该至少读一读这篇文章的导论, 学习 Lucas 的写作.
Lucas 在导论部分关于研究增长问题的动机描述, 至今仍被许多论文和教科书引用: “… I do not see how one can look at figures like these without seeing them as representing possibilities. Is there some action a government of India could take that would lead the Indian economy to grow like Indonesia’s or Egypt’s? If so, what, exactly? If not, what is it about the ‘nature of India’ that makes it so? The consequences for human welfare involved in questions like these are simply staggering: Once one starts to think about them, it is hard to think about anything else.
卢卡斯的这篇论文提出了两个人力资本模型: 通过学校教育积累人力资本和通过工作实践积累人力资本. 其中第一个模型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关注. 因此, 我们重点讨论学校教育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 经济体除了生产最终产品 (用于消费和积累物质资本) 的生产部门外, 还有一个专门用于生产人力资本的教育部门. 这个两部门设定存在如下特性:
它将人力资本积累的机会成本描述为接受教育所放弃的当期收入
它将人力资本的生产技术和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技术区分开来.
上述两个特性便于我们更深入地分析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经济体中存在两个独立的生产部门:
产品部门利用资本与劳动生产最终产品, 这个部门的生产函数是包含人力资本正外部性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教育部门则专门从事人力资本的生产.
经济体中存在数量众多的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 每个劳动者的技能水平 (或人力资本水平) 可以表示为 .
令 表示技能水平恰好为 的劳动者人数. 经济体劳动力总人数为 .
技能水平为 的劳动者将 比例的时间用于生产, 比例的时间用于学习.
因此, 用于生产的有效劳动为 .
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为:
为简化分析, 假设所有的劳动者都是同质的:
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都相同: .
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为 . 虽然此时 在数值上和 相同, 但为了突出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 我们仍然用符号 单独表示平均人力资本.
经济体需要在工作(获取收入)与学习(积累人力资本)之间分配时间:
在时间 时刻, 经济体将 份额的人力资本用于生产最终产品, 份额的人力资本用于教育学习.
生产函数:
注意, 生产函数里除了通常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外, 还多了一个乘数项 , 其中 为外生参数.
这个额外的乘数项体现了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 表示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 参数 衡量了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大小.
物质资本积累方程:
人力资本积累方程:
其中, 表示个体用于商品生产的时间比例, 为外生参数.
方程 (2.2) 说明, 人力资本的提高速率 正比于教育部门投入的人力资本 .
社会计划者的最优化问题如下 约束条件为:
社会计划者的汉密尔顿函数:
其中, 和 为汉密尔顿乘数.
为简化符号, 汉密尔顿函数中略去了时间参数 .
该优化问题的控制变量为 和 . 一阶条件为:
该优化问题的解比较复杂:
不存在易于求解的解析解或明确的转移动态.
存在一个关于 的稳态值 , 随着时间推移, 将收敛至 .
长期中, 物质资本的增长率等于:
长期中, 人力资本的增长率等于:
长期中, 产出与消费的增长率等于:
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 经济增长率与社会福利水平均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政府补贴可以使增长率恢复至社会最优结果.
即使不考虑平均人力资本对商品生产的正外部性 (即令 ), 长期经济增长率仍然为正. 这一点和最初讨论的简单 AK 模型一致.
不过, 加入该外部性使得模型更接近现实, 并且便于分析人力资本外溢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相关的政策建议和福利分析也非常不同.
当外部效应较大时 (如 ), 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均衡.
在目前讨论的内生增长模型中, 经济体的长期增长依靠线性的资本积累维持. 对 “线性资本积累”的一种解释是: 模型中的“资本”既包括物质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 我们还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 该效应是宏观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中的核心议题之一.
接下来, 我们将从内生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理解增长. 在这类模型中, 技术进步是企业主动投资研发的结果, 因此技术进步在模型中是内生的. 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的优势在于, 我们可以将技术变迁过程与产业结构, 反垄断和知识产权等重要现实议题联系起来; 同时, 我们还能用这些模型讨论定向技术变化 (directed technological change).
经济学家对技术进步 (或创新) 的研究, 早于对经济增长本身的研究. 从这一角度看, 包含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可以视为“增长理论”与“创新” 这两个领域交叉的产物. 在正式讨论包含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之前, 我们先简要介绍创新相关文献中的若干重要发现. 这些结论本身很有意思, 而且它们对于理解包含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是有益的.
创新可以简单分为两类:
过程创新: 指能降低现有产品生产成本的创新, 例如通过引进新机器来提升既有产品的生产效率.
产品创新: 指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产品.
现实中, 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往往并非泾渭分明. 例如, 当苹果公司推出搭载第一代 M 系列芯片的笔记本电脑时, 这个创新显然是产品创新. 不过, 苹果智能手机和电脑每年常规的更新迭代, 则更接近于过程创新. 这是因为, 这类常规产品升级往往并未引入新发明, 而只是由于供应链的完善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使得已有技术(如更高质量的屏幕或摄像头)的生产成本下降, 从而让苹果公司得以在新机型中采用这些技术。
在产业组织模型中, 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可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均衡结果, 因为模型中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函数对产品数量和产品质量的依赖形式可以非常不同. 不过, 在增长模型中, 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在数学上没有本质区别. 这是因为, 增长模型中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设定隐含地假设了产品质量和数量之间可以完全替代: 无论是提高产品质量还是增加产品数量, 其对家庭福利的影响在模型中是完全相同的.
另一种创新分类方式是宏观创新与微观创新 (Mokyr, 1990).
宏观创新指具有根本性突破的创新, 如电力和计算机的发明. 这类创新会催生出许多新行业, 并改变已有行业的组织形式.
微观创新指 (1) 对现有产品质量的改进或 (2) 降低既有产品生产成本的创新.
经验研究似乎表明, 大部分生产率增长都源于微观创新, 而非宏观创新. 这个结果听起来似乎有一点反直觉, 不过它确实是大多数技术创新研究者的共识.
在当今的信息技术时代,许多被视为宏观创新的成果—— 如互联网、分布式计算、生成式人工智能—— 其核心思想与架构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提出. 然而, 这些宏观创新并没有在当时带来生产率的迅速提高, 它们直到 21 世纪才得到大规模应用.
这是因为, 这些宏观创新依赖庞大的供应链和基础设施支持: 互联网需要遍布全球的网络和路由器设备, 分布式计算依赖高速稳定的计算机网络, 生成式人工智能则需要现代的高效计算硬件 (如 GPU 和 TPU). 而这些基础设施支持的背后是海量的微观创新.
更多详细的讨论和经验证据见 Abernathy (1978), Freeman (1982).
研发生产函数. 由于我们的目标是将技术进步内生化, 模型中的企业必须能在不同的技术之间进行选择. 通过更多的研发和技术投资, 企业往往会获得更好的技术. 这意味着, 模型中存在一个决定技术水平的元生产函数. 我们称这个 “元生产函数” 为研发生产函数. 它的输入可以包括资本和劳动, 输出则是更高的技术水平.
确定了研发生产函数后, 另一个核心问题是: 创新的主要动机是否源自利润? 对于这一问题,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 技术史研究中的叙述往往采用科学驱动的视角, 强调科学的自主演进和突破, 而较少强调利润动机 (“钱”) 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比如, 在《现代计算的历史》一书中, 作者 Ceruzzi 强调了运气和天才在重大技术突破中的关键作用, 而几乎未提及获利动机或潜在市场对创新的影响.
一些经济史学家(如 Rosenberg,1976)认为, 某一领域是否发生宏观创新, 主要取决于该领域科学与工程知识的外生积累.
与此相反, 大多数经济学家强调获利机会在技术进步中的核心作用.
John Mill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指出: “瓦特发明蒸汽机, 本质上就是生产活动的一部分, 就像建筑师或机械工程师的工作一样. 而他从中获得的报酬, 也与其他生产者无异.”
瓦特本人也非常重视获利. 他高度评价专利制度, 认为: “如果没有专利, 工程师将一文不值.” (Mokyr, 1990).
Schmookler (1966) 分析了石油加工、造纸、铁路建设和农业等领域的技术创新, 发现利润动机是这些领域中推动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 “发明主要是一种经济活动, 它旨在追求利润.”
如果潜在的获利机会是推动创新的主要动机之一, 那么创新速度就应当取决于产品的潜在市场规模. 这一预测与经验事实高度一致.
Schmookler (1966) 发现, 马蹄铁制造业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保持着非常高的创新率, 并且当时的市场对马蹄铁的需求很高. 然而, 随着蒸汽牵引机和内燃机逐渐取代马匹, 马蹄铁的创新活动也随之停止.
这是一门经济学课程. 因此,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 我们将假定技术研发本身是一种经济活动, 研发投入是对利润激励的理性反应.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Romer 1990) 是本课程讨论的第一个包含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在 Solow 模型 和 Ramsey 模型中, 外生的技术进步率 决定了稳态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
包含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解释了参数 的来源, 并能进一步分析政府政策和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体的长期人均增长率.
AK 模型属于内生增长模型, 但 AK 模型中的长期增长来自广义资本 (包括人力资本) 的积累. 虽然人力资本的增长也可以解读为一种特殊的技术进步, 但 AK 模型没有内生化企业或经济体的技术选择, 因此一般不认为它包含内生技术进步.
在 Romer 内生技术进步模型中, 技术进步表现为生产过程中 “中间投入品” 种类的扩张.
Romer 将专利 (或 “知识”) 解读为生产最终产品时需要用到的中间投入品. 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 中间投入品的种类不断增多, 相同要素投入下的产出也随之上升.
将技术进步等同于中间品种类的数量是一种建模方法, 它刻画了现实中技术进步的一个方面.
尽管这种建模方法和现实的创新并不完全一致, 但它为研究内生增长提供了一个简单且易于处理的分析框架.
Aghion–Howitt 模型从另一个角度 (现有产品质量的提升) 来刻画技术进步.
Romer 因其在内生增长理论方面的贡献获得了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推荐大家阅读诺奖委员会为 Romer (以及其共同获奖者 Nordhaus) 的研究工作撰写的非技术性通俗介绍.1
接下来介绍 Romer 内生技术进步模型 (后文简称 Romer 模型) 的基本设定并求解其均衡.
模型中有三类参与人: 最终产品生产者, 研发公司和家庭.
研发公司投入资源来发明新的中间投入品. 一旦中间品被发明出来, 研发公司将获得其永久专利, 这使得研发公司成为该中间品的垄断者: 研发公司可自行选择价格来销售该中间品, 以最大化其利润.
最终产品的生产者雇佣劳动力并购买中间投入品, 用来生产最终产品.
家庭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其跨期总效用.
相比于 Ramsey 模型, Romer 模型的主要技术创新在于
最终品生产过程中的中间品多样性
研发市场的垄断竞争设定
当然, Romer 的这些创新也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
Spence (1976) 最早讨论消费者偏好中的产品多样性设定, 并详细论述了这种设定的分析便利.
Dixit 和 Stiglitz (1977) 完善了 Spence 的分析, 并首次提出了完整的垄断竞争模型.
Ethier (1982) 将产品多样性设定应用于企业的生产函数.
Romer(1990)在最终品的生产函数中采用了 Ethier 的多投入模型, 对研发市场则采用了 Dixit 和 Stiglitz 的垄断竞争设定.2
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拥有一种生产技术, 该技术将劳动力与多种中间投入品结合起来生产最终品. 公司 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
是产出, 是劳动投入, 是第 种中间品的使用量, 是中间品的种类数量.
参数 , 参数 表示生产效率.
关于产品多样性设定的补充说明:
Romer (1990) 将中间品的多样性视为生产函数的一个要素. 另一种建模方法是考虑最终产品 (而非中间品) 的多样性, 并将家庭的效用表示为多种消费品的函数; 此时, 技术进步来源于最终品 (或家庭消费品) 种类的上升.
Grossman 和 Helpman (1991) 采用了这种替代方案, 并得出了和 Romer (1990) 类似的结果.
最终品生产函数 (3.1) 的关键性质:
每种要素投入 ( 和 )的边际产出递减, 并且所有要素投入共同呈现规模报酬不变.
独立性: 的可加分离形式意味着, 中间品 的边际产出只和其自身使用量 有关, 独立于其他中间品 的使用量.
也就是说, 新产品既不是现有类型的替代品, 也不是其互补品.
关于独立性的进一步说明:
上述性质 2 (独立性) 是为了方便分析而作出的简化假设. 在 Romer 模型中, 这个简化设定平均来看是合理的.
在特定情况下, 新产品 可能会替代现有的产品 (即降低 的边际产出), 或者补充该产品 (提高 的边际产出). 但边际产出的独立性在平均意义下可能成立.
后面我们会看到, 独立性意味着新产品的发明不会使任何现有产品变得过时, 最终品公司总会同时使用所有类型的中间品. 这意味着均衡中不存在创造性破坏.
作为对比, 在 Aghion–Howitt 的质量改进模型中, 质量更优的产品是质量较次产品的直接替代品: 当新的、更好的产品被引入市场时, 质量较次的产品会被淘汰并不再被使用.
第 种中间品的边际产出为:
每种中间品的边际产出 在 时为无穷大, 然后随着 的增加而递减.
如果当前有 种产品可供使用, 公司将有动机使用所有 种产品.
技术进步表现为 (中间品种类) 的提高, 而不是生产率参数 的提高.
为了理解 增加的效果, 假设所有中间品的使用量都相同, 即 (这个假设在对称均衡中是成立的).
此时, 生产函数变为:
其中, 表示总的中间品使用量. 如果固定劳动投入 和 中间品投入 , 产出 会随着 的增加而增加, 这个效应来自于最后的乘数项 .
如果将 项理解为技术, 上升直接体现了技术进步.
中间品种类扩张会提高产出的直观解释:
固定中间品使用量 , 中间品种类增加意味着生产者可以选择更广泛的中间投入品; 由于每种中间品 单独使用时都存在边际报酬递减, 中间品种类上升导致最终产出上升.
固定劳动投入 , 由对称中间投入下的生产函数 (3.2) 可知:
如果中间品使用 () 的上升是通过固定 、增加 (即增加所有中间品种类 的投入) 来实现的, 生产过程中将遇到边际报酬递减.
如果 的增加是通过固定 、增加 来实现的, 生产过程中就不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
因此, 的持续增加避免了中间品投入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 生产函数的这一特性为均衡中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基础.
为简化分析, 后文将 视为连续变量而非离散变量.
如果将 按照字面意思解读为中间品的种类数量, 那么 连续这个假设就不现实. 不过, 当整数 很大时, 误差一般会很小.
更常见的处理是把 解读为某个代理变量, 它衡量了代表性公司生产过程的技术复杂性 (或要素使用的平均专业化程度). 在这个解读下, 变量 将是连续的而非离散的.
此时, 公司的生产函数可以写为积分形式:
所有公司 生产的最终品 是同质的. 令 表示所有公司产出的总和. 我们将最终品的价格固定为 1, 即模型中所有的价格都以 (完全同质的) 最终品 进行计价.
最终品公司的利润为:
其中, 是工资率, 是中间品 的价格.
最终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每个公司都是劳动力价格 和中间品价格 的接受者. 公司对要素投入的需求由其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决定.
关于中间品 的一阶条件:
上式决定了最终品公司对第 种投入的需求 , 它关于价格 递减.
注意到, 每种中间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为常数 . 并且, 对第 种投入的需求只和其价格 有关, 和其它中间品的价格无关. 这两个性质都依赖于生产函数的独立性设定.
关于劳动的一阶条件:
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
新中间品源于研发部门的研发投入. 每个研发公司都面临一个两阶段决策问题:
决定是否投入资源来发明一种新专利 (即新的中间品种类). 如果新专利预期利润的净现值大于等于需要预先支付的研发支出, 公司就会选择从事研发.
研发成功后, 公司决定以何种价格将其新发明的产品出售给最终产品生产者.
每个研发公司就其自身产品而言为垄断者, 其制定的垄断价格决定了自身产品的实际需求和自身利润, 并进一步决定了研发公司在第一阶段所考虑的利润净现值.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逆向求解研发公司的决策问题.
首先, 假设一个新专利已经被发明出来, 并推导出最优价格.
然后计算新专利的利润现值, 并将其与研发成本进行比较. 如果现值至少与研发成本一样大, 公司将进行研发支出.
若研发公司在第 期发明中间品 , 其将永久持有该中间品的专利.
令 表示该专利在时刻 带来的利润
该专利的价值 等于其未来全部收益的现值:
其中, 是 时刻和 时刻之间的平均利率.
如果利率恒为常数 (这在均衡中是成立的), 那么专利价值的表达式可以简化为:
在每个时刻 , 研发公司的收入等于价格 乘以其销售的商品数量, 利润则等于收入减去生产成本.
假设每个中间品 被发明出来后, 其生产成本均是 1 单位的 .
也就是说, 持有 产品专利的研发公司, 能将 1 单位最终产品转化为1 单位中间品 .
令 表示最终品部门对中间品 的需求, 它可以通过对每个最终品公司 的要素需求 (3.3) 进行加总后得到:
是总劳动投入量, 它可以看成常数. 这是因为经济体的总人口恒定, 且家庭的劳动供给缺乏弹性.
持有中间品 专利的研发公司在时刻 的利润为:
注意到, 生产方面没有状态变量, 并且需求函数中也没有跨期因素. 因此, 的生产者只需在每个时刻选择 以最大化当期的垄断利润. 其最优化问题如下:
最优垄断价格由一阶条件决定:
价格 不随时间 变化, 并且对所有中间品 都相同.
垄断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即单位 ) 乘以 , 这里的 被称为溢价因子.
由于所有 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同, 所有 产品的垄断价格也相同.
将 代入要素需求函数 (3.3), 可以得到中间品 的总产量:
同样不随时间变化, 且对所有 都相同.
令 表示所有中间品的总数量, 其取值为:
将中间品使用量代入生产函数 (3.2), 可得到总产出:
将均衡中的 和 代入每期的利润 (3.6), 可得到均衡中利润流的计算公式:
同样不随时间 变化的, 且对所有产品 都相同.
将均衡中的 和 代入研发公司的利润净现值计算公式 (3.5), 得到发明者在 时刻的利润净现值:
一旦新产品被发明出来, 研发公司将获得方程 (3.8) 所描述的现值 . 如果该现值不低于研发成本, 研发公司就会选择投入研发.
接下来明确新专利的研发成本. 为简化分析, 假设研发是无风险的:
现实中的研发过程往往伴随着风险 (不确定性). 例如, 苹果公司曾计划进军电动车市场. 但随着研发的推进, 苹果公司没有发明出令其满意的产品, 最终放弃了进入电车市场的计划.
Romer 模型简化了研发过程的分析. 模型假设发明新产品没有不确定性, 只需要确定的研发投入即可成功. 在这个假设下, 经济体在长期中能沿着平稳增长路径运行.
若研发过程中存在风险, 模型中将不可避免地引入随机性. 新产品发现的波动会打破平稳性, 使增长率围绕长期趋势上下波动, 最后的均衡结果会类似于实际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模型中的情形.
由于 Romer 关注的是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 因此其假设了无风险的研发过程, 从而排除了周期性波动的干扰.
假设发明新产品的成本是 单位的 , 并且没有劳动投入.
也就是说, 研发部门的生产函数是线性的, 这一点和 AK 模型很类似.
现实中, 研发新产品的成本可能会取决于先前已发明的品种数量 . 具体而言, 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
前期的创新相对简单 (low-hanging fruits), 后期的创新则更难. 发明新产品的边际成本 关于 递增;
有时候, 已经发现的概念会使得提出新想法变得更容易, 成本就可能随 下降. 此时, 关于 递减.
此处我们假设这两个效应相互抵消: 新产品的研发成本恒定为 , 和已发明的品种数量 无关.
我们稍后会发现, 这个假设能导致均衡中总产出的恒定增长, 但它却在 “规模效应” 方面引发了新的问题.
在恒定研发成本假设下: 如果 , 公司就会决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
自由进入条件: 研发行业是自由进入的, 任何人都可以支付研发成本 来获得方程 (3.8) 所描述的净现值 .
如果 , 在 时刻所有资源都将涌入研发领域; 如果 , 在 时刻将没有资源投入研发.
我们只讨论 持续稳定增长的均衡路径, 因此上述两种情况都不会在均衡中发生.
因此, 研发部门的自由进入条件意味着:
将专利的价值 (3.8) 和 代入自由进出条件 (3.9), 并对时间 求导可得:
其中, 是均衡中的恒定利润流.
由 可得 . 上式可进一步简化为:
上式可以解释为无套利条件: 持有本金 的投资者, 可以选择购买债券并获得当期利润 , 或者购买一份中间品专利并获得当期利润 . 无套利条件要求 .
上式可进一步得出均衡利率是恒定的: . 代入利润流的计算公式 (3.6), 可得到均衡中的利率:
代表性家庭最大化其总效用: 其面临的预算约束如下:
其中, 为人均资产. 由于字母 已经用于表示生产效率, 我们后面直接用英文 表示总资产.
家庭最优化问题的欧拉方程:
Romer 模型中家庭部门的分析和此前的 Ramsey 或 AK 模型完全一致.一旦确定了均衡中的利率 , 消费的增长率也就随之确定. 并且, 如果经济体存在 BGP, 每期的利率应该是恒定的.
在封闭经济中, 家庭的总资产等于公司的市场价值:
两边对 求导:
工资率由最终品部门的劳动需求 (3.4) 给出:
我们在研发部门的决策问题中已经算出了均衡利率 (见 (3.10)), 该利率可以表示为:
将均衡利率 代入家庭的欧拉条件, 可得到均衡中的增长率:
与 模型一样, 本模型不表现出任何转移动态, 三个变量 () 都以相同的恒定速率增长.
方程 (3.11) 描述的 BGP 增长率仅在模型参数使得 时才有效.
如果方程 (3.11) 计算得到的 , 并不意味着均衡中增长为负. 此时, 研发公司没有足够的激励投入资源进行研发, 因此 将随时间保持不变. 增长率 等于零.
此后始终假设参数满足 .
BGP:
产品的种类数量 从某个初始值 开始, 然后以方程 (3.11) 所示的恒定速率 增长.
消费水平 必须满足预算约束: 其中 是投入研发的资源量.
将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 均衡增长率 和均衡中的中间品使用量 (见 (3.7)) 代入上面的预算约束, 可以得到:
上式表明, 消费 和产品数量 均以同样的速率 增长.
命题 (Romer 模型中的平衡增长路径) 考虑一个包含家庭部门、最终品部门和研发部门的连续时间、去中心化经济体. 最终品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3.1), 家庭部门的效用函数具有恒定的跨期替代弹性, 研发部门发明新中间品的单位成本恒定为 , 生产一单位中间品的成本恒定为 . 令 若模型的参数使得 , 则该经济体存在一条平稳增长路径, 消费 、产出 和中间品种类数 的增长率均为 , 均衡利率为 .
家庭的偏好参数 , 和生产效率 对增长率的影响与之前在 AK 模型中的分析相同:
更高的储蓄意愿 (较低的 和 ) 以及更好的技术 (较高的 ) 会提高增长率.
增长率 还取决于发明新产品的成本 : 研发成本的降低会提高均衡增长率 .
最后, 增长率 还取决于总人口 : 更多的人口 (或劳动力) 会提高均衡增长率 .
这个结论被称为 规模效应 (scale effect).
如果我们允许人口 以正速率增长, 经济体将不会趋向于一个具有恒定人均增长率的稳态.
Romer 模型中规模效应的来源: 专利 (或知识) 的非排它性
新产品被发明出来后, 可以在整个经济中以非排它性的方式被使用.
经济规模越大 (以 为单位衡量), 每单位 (或 )的发明成本就越低. 因此, 就像 降低一样, 的增加会提高增长率 .
如果我们将规模与一个国家的人口或经济活动规模等同起来, 规模效应并未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
人口或经济规模大的国家, 长期增长率未必更高.
部分支持规模效应的学者认为, 国家并不是衡量规模的合适单位. 在 Romer 模型中, “规模” 有两个可能的合适定义:
规模取决于新思想可以非排它地被使用的总生产规模;
规模取决于发明者的专利权适用范围.
如果思想很容易跨越国界流动, 那么在第一个规模的定义下, 国家不是合适的规模单位. 在第二个规模的定义下, 国家也可能是不合适的规模单位, 因为专利保护在国际上也适用.
如果世界各地在思想流动和财产权维护方面是一致的, Romer 模型中的 “规模” 应视为世界人口或世界经济活动的总和.
此时, Romer 模型的规模效应预测应该解读为: 世界人均增长率与世界人口 (或世界总产出水平)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Kremer (1993) 认为, 在非常长的时间段内, 这个预测是成立的.
不过, 学界通常认为规模效应这一预测与事实不符. 因此, 许多经济学家试图修改 Romer 的框架以消除规模效应这一预测. 相关的文献总结可以参考 Jones (1999).
接下来说明, 放松 “新产品研发成本恒定为 ” 这个假设可以消除规模效应.
此前的分析中, 我们假设研发成本恒定为 . 现在考虑另一种情形: 研发成本随已有专利数量增加而上升, 即
随着可被发现的思想逐渐减少, 创新变得越来越困难.
假设研发成本具有恒定弹性形式: 其中, 和 为外生参数.
我们重新考虑研发公司的决策问题:
一旦新产品被发明出来, 其定价与研发成本 的具体形式无关. 因此, 垄断价格仍为
自由进入条件仍要求 .
但随着 上升, 也上升. 因此, 现值 不再是时不变的.
由于 , 无套利条件被改写为:
随着创新成本上升,现有中间品的价值也上升,因为新旧产品的质量是相同的.
将上式代入消费动态方程 (即家庭的欧拉条件):
因此,消费增长率不再恒定,而是随 的上升而下降,随 的上升而上升。
为求解模型, 我们还需要 的表达式. 该模型的解析解较为复杂, 其主要结论如下:
均衡存在转移动态, 可以用如下相图描述:
若总人口 恒定, 则产品总数 也恒定, 均衡中无法维持长期增长.
若 以速率 增长, 则 在稳态下也以同样速率增长.
长期增长率与 、、 等参数无关, 唯一决定因素是人口增长率 .
因此, 模型的稳态增长率不具有规模效应, 更大的经济规模不会导致更高的增长率.
由于研发市场的垄断竞争设定, 市场经济的结果并非帕累托最优的. 接下来考虑社会计划者下的最优配置.
社会计划者的目标是最大化代表性家庭的效用, 约束条件为:
社会计划者的生产函数与最终产品企业相同, 其将产出 用于消费、研发和生产中间品. 社会计划者的 Hamiltonian 如下:
其中,影子价格 对应状态变量 .
社会计划者的控制变量是 和 ,状态变量是 .
计划者的最优条件如下:
由 可得社会计划者的产出为:
与之相比, 市场经济的最优 仅为社会计划者解的 倍.
因此, 市场经济下投入的中间品较少, 对应的最终产出也更低.
市场经济的低效率来源于研发企业的垄断势力.
计划者希望生产的中间品数量为 , 即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需求量.
而市场经济中存在溢价因子 ,对应的需求量 较低.
两者之间的差距体现了垄断带来的静态效率损失.
在长期增长率方面, 市场经济均衡中的增长率 同样和社会计划者解 相差 倍.
换言之,私人回报率 低于社会回报率,因而增长率也较低.
社会计划者对应的回报率为:
这一差距源于垄断定价, 而非外部性.
若政府能设计一种税收 + 补贴制度, 使得 (a) 中间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且同时 (b) 保持创新激励, 则可在市场经济中实现社会最优. 下面三种政策有助于提高长期增长率.
1.补贴中间品购买
若政府对中间品的购买补贴, 补贴率设为 , 则生产者的实际支出为 .
此时, 需求 按 比例上升,均衡数量 也相应提高,使之与社会最优解 一致.
补贴提高了静态效率(更高的 提升了产出与消费)和动态效率(更高的利润与增长率)
2.补贴最终产品
若政府补贴产出 , 补贴率为 , 也能间接刺激中间品需求, 并实现社会最优.
3.补贴研发
政府若补贴研发成本 ,可提高私人回报率 与增长率 ,但因垄断定价未改, 仍低于最优水平。
因此,仅补贴研发虽能改善增长率,却无法提高静态效率.
增长政策若要有效, 除了需精准对垄断定价环节进行补贴外, 还要以无扭曲的方式筹资 (如转移支付). 若政府对产出征税, 其带来的负面效果反而可能会抵消补贴带来的正面效果.
Romer 模型将技术进步建模为生产者所使用中间品种类的扩张. 在垄断利润的激励下, 研究者投入资源以发明新产品.
基准模型假设新产品的研发成本是恒定的, 独立于已有的产品种类数. 均衡中的增长率取决于家庭的储蓄倾向、生产函数的效率水平、研发成本以及经济体规模 (以人口规模衡量).
规模效应这一预测和大部分经验研究结果不一致. 通过调整研发技术的设定 (即令研发成本关于 递增), 可以在消除规模效应的同时, 保留模型的核心内生增长特征.
市场经济均衡中的增长率及中间品使用水平不是帕累托最优的. 政府可以利用税收与补贴政策提高均衡中的福利水平.
链接: https://www.nobelprize.org/uploads/2018/10/advanced-economicsciencesprize2018.pdf↩︎
Dixit–Stiglitz 垄断竞争模型直接 “催生” 了两个诺奖级成果: Romer 增长模型和 Krugman 贸易模型. Stiglitz 已因其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获得诺奖, 而 Dixit 至今 (2025年) 仍未获奖.↩︎